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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诗人，陶渊明厌恶仕途，而李白杜甫却汲汲于功名，好不掩饰自己想当官的愿望，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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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厌恶仕途，其实说到底是讨厌当时的官场规则，做官无法给他带来成就感。
陶渊明从小聪明，他是立志要济世救民的，可是他生不逢时。东晋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科举选拔人才没开始，豪门贵族把持着朝政。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只做一些参军和祭酒之类的小官。
他最后一次辞官时也就是个彭泽县县令，不满督邮的行径，愤然离开。陶渊明那个时代官员薪水不高，官场黑暗，皇帝频频更换，读书人得不断重新站队，所以不只是陶渊明，东晋很多文人都拒绝出仕。
李白和杜甫不一样，他俩生逢盛世，***王朝给了很多人梦想，李白和杜甫也一样，所以他俩一直在积极求仕，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李白没有科举资格，为了做官是费劲周折。写干謁诗找人推荐，隐居起来蓄积名气，最后终于被皇帝召见了，他吟诵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来到皇宫，皇帝封他为翰林待诏，就是就是个御用文人。
不到三年后，他被赐金还乡，又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离开。最后李璘打着平定安史之乱的旗号作乱，李白稀里糊涂加入，以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来了，结果李璘因叛乱被处死，李白被流放，他的政治理想再一次破灭。
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惜他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都不成功，其中一次主考官李林甫以零录取率完成使命，回复皇帝说天下英才已尽被朝廷所用，可怜的杜甫，就算考第一名都没机会。
杜甫做过工部侍郎，后世称“杜工部”，不过那也没有实际的工作让他主持，他最终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政治才干。
所以说，陶渊明隐居，李杜求官，与个人性格、经历有关，更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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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和李杜对于仕途的热衷程度不同很大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陶渊明当时所处正值乱世，公元316年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被汉赵所俘，宣告了西晋王朝的灭亡，但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于亡国的命运，317年，当时的司马皇族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氏族与江南氏族势力的拥护下，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东晋是门阀士族政治，与北方的五胡十五国并存，统称为东晋十六国。公元420年，宋武帝刘寄奴废除晋安帝，由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陶渊明决定放弃仕途归隐田园时也曾下了很大的决心，通过其作品饮酒前四首就能知道，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衰荣没有固定常在的，寒暑有代谢，人的思想随之变化，我的思想只有乐观豁达的人才能理会，我将不再持疑，跟随自己的本心而行。
在其诗作 《饮酒·其四》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陶渊明就像一只离群的独鸟，日暮了依然独自飞，徘徊犹豫没有固定巢，因此夜夜哀鸣声渐悲，这时的陶渊明内心的痛苦谁能知道，想来想去心中所要的还是：思慕清远境，找到一棵孤独青松，收起翅膀来依归，寒风虽然强劲，能使树木凋零，但繁茂青松却始终不衰。既然得此青松寄身，那么就永远相依不违弃。佛家有云，人生八苦，最后一苦就是放不下，诗人放下一切所背负的名利枷锁，就得到青松得以寄身，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生轻松，一生逍遥。
饮酒·其四
魏晋 陶渊明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李白杜甫所处的时代正直著名的***盛世，李白杜甫都是有真彩真材实料的人，当然希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李白的《梁甫吟》中诗人就曾以太公以及西汉的郦食其自比，可见李白对于自身的实力相当有自信，因而热衷于仕途也就无可厚非了。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 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 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 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 何况壮士当群雄。
杜甫同样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曾经自比扬雄，子建，因此李邕求拜见，王翰求作邻居。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出世or入世，是中国历代文人一直纠结不休的一个话题，可以说从尧舜禹到元明清，历代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和践行这个事情。所以问题问得很好也很典型。但是有一点不太合适，这个话题认为李白杜甫汲汲于功名、想当官，是一种不大好公开说的事情，好像想当官就是想为自己谋求私利，满足私欲；可以说，题主是把现代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直接带入给古人了。
不可否认古人想捞取功名的人也有很多人是为私欲的，但可耻的是想谋求私欲而不是当官本身，当官求功名这件事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不能说的。不但能说而且可以大说特说，因为这是古代从上到下建立的核心价值观，儒生入世就是要求取功名，读书考取进士，成为国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所有学子的追求。当官，首先是为君为国效命，其次是显亲扬名，最后也才是可以获得相应的地位和财富。从隋唐开始建立科举制度，就是要形成一种全体儒生的人生理想模式——“丈夫在世立功名”。
李白、杜甫、包括贾岛、王维、孟浩然、孟郊等等绝大部分唐代诗人，无一不透露出自己求取功名的强烈愿望。因为这是当时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大书特书啊。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杜甫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王维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
“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白居易
这些诗或直抒或暗表了诗人愿意在帝王之侧成就一番功名的心愿。
既便被我们单独列出来的边塞诗，实际上反映的也是诗人们愿意成就功名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要边关杀敌报国，还能说这只是求官求财吗？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高适
“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
只要换个角度角度看，无论歌颂帝王的应制诗还是杀气豪迈的边塞诗，无论考中进士获得功名而欣喜的诗，还是反复求仕不成郁郁不得志的感怀诗，归根结底全都是“求取功名”的诗。功名，就是诗人光明正大的理想啊！你要用今天狭隘的想法去揣测这些诗人的心胸，那自然是完全不明白“干嘛要把自己这么见不得人的小心思给曝光出来”。
可是另外一方面，隐者比入世的贤者在古人价值观中更受推崇。无论是急流勇退的隐者，还是始终不出世的隐者，都是最受尊重之人，上到帝王下到臣子，都以这些人为楷模。
从汉代开始，张良为刘邦建汉立下大功后选择隐居，他品格就成为比只求功名的韩信等人要高级很多。
而历史上许由、庞德公这些根本不参与人间功名的人则品阶更高。
陶渊明做的官不大而迷途知返，选择隐居，介于上面两类隐者之间，那也是所有贤者钦佩羡慕的人物。
就是热衷求取功名的著名唐代诗人当中，也有很多人最终选择了退隐。比如贾岛、王维都与佛结缘；孟浩然有潇洒的仙家隐士的气质。
再来看他们的诗篇：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这是李白表达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
“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这是杜甫表达对汉末隐士庞德公的仰慕之情。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贾岛表达对一位隐者的钦羡之情。
一方面看重功名，一方面仰慕隐士，这并非是唐人“精神分裂了”，而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写照。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或者说一种“装”，但在唐代，或者说古代所有王朝，都是把入世与出世并列夸赞弘扬！
人们在行动上多数倾向于入世，也就是当官立功名，毕竟这是人的基本欲望决定的；但在精神和理想层面，却把知机隐退者的地位推崇得最高。
总之，以自己生活中那点为名为利的“小加九”去看待唐人诗作，自然想不明白，必须认识古人的价值观才能理解其中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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